刘家琨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成立于1999年。事务所组织并参与多项国际建筑合作、展览和交流。项目业主分布于中国各地及欧洲，工作范围涵盖项目策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产品设计及当代艺术创作。其理念为：与自然共生；尊重历史，关注现实向民间智慧学习；此时此地，因地制宜的现实精神；致力于东方意蕴的当代建筑诠释 。
刘家琨主持设计的作品被选送参加德中文化年“土木——中国青年建筑师展”、法中文化年“中国新建筑展”、荷兰NAI中国当代建筑展、俄中文化年、意大利帕尔马建筑节、索菲亚建筑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等国际展览。曾获得亚洲建协荣誉奖、2003中国建筑艺术奖、建筑实录中国奖、远东建筑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首届奥迪艺术与设计大奖等，作品被《A+U》、《AV》、《Area》、《Domus》、《MADE IN CHINA》、《AR》、《GA》等出版，并应邀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巴黎夏佑宫及中国大陆、港澳台多所大学开办讲座。
id+c:1997年，你提出“低技策略”的设计思想，去年在谈及你的新作西贝大院时也提及“低技策略”，能否与我们谈谈当年提出“低技策略”的背景以及这么多年这一策略是如何发展的？一直以来，中国建筑的完成度不高为人所诟病，我们是否可以依靠“低技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
刘家琨：“低技策略”来源于我当时的乡村建造体会，是一种面对现实建造条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方法是一样的，即如何直面现实、利用现实，甚至反扭现实，尽可能地使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因素都转化为设计的依据和资源，最终“超越现实”。现在建筑材料、建筑技术、以及设计理念和手法更加多样，然而所面临的建造条件在某些基础层面上却可能并未改善，甚至更差，“低技策略”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中国建筑的完成度不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而具体项目的具体情况也要单独分析，“低技策略”并非万灵药，只是一种仍然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id+c:建筑与文学的关系反复被人谈起，你既从事建筑设计，也进行文学创作，你是如何看待建筑与文学的关系？“建筑师中的文人”是许多人对你的评价，在当下中国，成为一个文人建筑师是否可能？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转译？
刘家琨：建筑是我的专业，文学是我的爱好。我读的是建筑，我对自己身份的定义是建筑师。当然，一个人并不一定只有一个身份，每个人都在不同情境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个身份之间也许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人们习惯性地给别人贴标签，很多时候是方便自己理解，是一种思维惰性。至于如何“转译传统”，首先你得明确所谓的“传统”是什么。它是一整套系统，而不仅仅是过去的样式；转译传统得在历史和当下之间找到平行同构的思考方式。
id+c:在当下的中国，现代主义建筑学是主流，但各种各样的地域主义实践也经常涌现，你是如何看待批判性地域主义？
刘家琨：国际风格的建筑语言大行其道，地方和本土的话语权就弱了。批判性地域主义试图在“国际性”和“地方性”寻求一种平衡；这也是很多中国建筑师正在做的事情。
id+c:早年，你曾经有丰富的乡土建造的实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关注乡村的建筑，在我看来，他们对乡村更多的是浪漫想象，你是如何看待当下的这一现象？如何平衡情怀与现实？
刘家琨：很多城市人对乡村的想象，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异曲同工，都是一种图景式的、符号化的想象，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自我投射。但去做比不去做好，这事要脚踏实地，否则很容易像张雷说的那样，“换个地方进行自我表现而已”。
id+c:你一直在西部生活、设计，这会不会束缚你的设计？如何看待现代设计与区域性文化的融合？
刘家琨：位处西南腹地的成都平原是有点封闭，但这已经是一个交通发达，信息过剩的时代了，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缺乏交流而在于难以沉淀。就像我以前说的，在这里既可以挨近自然与传统，同时也看得见国际潮流；也许更有助于清楚地了解中国最广大地区的普遍现实。
id+c:在当下中国，建筑与室内处于割裂的状态，你是如何看待建筑与室内的关系？
刘家琨：好的建筑空间和好的室内设计互为补充。
id+c:近年来，斯里兰卡著名建筑师巴瓦非常受追捧，你如何看待巴瓦？
刘家琨：巴瓦是个自觉地与斯里兰卡的自然传统共生的优秀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