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师王永刚
简历：
建筑师、当代艺术家、大连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交流中心主题工作室创作总监。
199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
2001年，创办IDEA .STUDIO主题工作室，任创作总监
编者按：“这人要不在办公室，要不就在去办公室的路上”，王永刚的合伙人在谈及他的工作状态时曾用玩笑的语气如此说。这句略带调侃的话非常准确地传达出王永刚对于工作的狂热及多层身份带来的繁忙的事务。王永刚身份之多，有时候甚至连最好的朋友也难以界定，但总的来说，现在的他，基本上游走在建筑与当代艺术之间，做设计、搞艺术、策划展览、举办论坛，忙得不亦乐乎。
id+c: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王永刚：1992年，我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先是做过一段时间的平面设计、展览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室内设计中存在很多问题，一步步追究这些问题，最终发现大部分问题都落在了建筑本身上。为了解决问题，我就想介入建筑设计，介入之后发现建筑设计更有意思，因此建筑设计就成了我现在工作的主要部分。
id+c:这些年来，你基本游走在建筑与当代艺术之间，当代艺术对你的建筑创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永刚：建筑和当代艺术的关系有时处于前后的状态，有时处于平行的状态，但基本可以断定，做当代建筑的人离开当代艺术而谈当代建筑基本不可想像。我们甚至可以极而言之，当代艺术是现代建筑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艺术就如空气一样，缺少了它，建筑没有生命力。比如，如果我们想设计剧院等艺术类建筑，不了解音乐等当代艺术根本无从下手。艺术表达了人们的意愿，而建筑是实现人们意愿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
至于说到当代艺术对我建筑创作的影响，我想主要在于思维方面。当代艺术，让我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判断角度更多并能够找到最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局限于风格、样式、类型等方面。
在我看来，建筑的问题是观念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当代建筑而言，保温在技术层面上没有任何难题，但中国又有多少大楼能够把这一问题解决好，所以重要的是人的态度问题，态度决定一切。
id+c:2001年，你成立了主题工作室，并邀请哲学家、艺术家、评论家共同组建了一个比较另类的设计机构，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王永刚：我想寻找解决问题的恰当方式。我们经常聚集起来就某一问题一起讨论，不同的学科背景使我们从单一视角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有时候，可能我们选的主题对哲学家而言，儿太小科了，但我们通过了解他们的核心理论，可以更为透彻地了解某些建筑师的设计。通过训练，我们逐渐总结出了整个设计的工作方式，感知到设计并不是纯粹靠灵感就可以一气呵成，而是有章可循，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能够比较迅速地找到合适的切入口。
id+c:能否具体介绍一下你们总结出的工作方式？
王永刚：首先是考察现场，我们把考察现场应该收集的所有数据都罗列出来，标准化操作，这样采集的资料比较全面，力求做到即使不去现场也可以对现场的情况了如指掌。其次是我们工作的核心部分，寻找项目的方向。我们会在综合考虑项目的具体问题、甲方的考虑、项目的功能定位等之后，提出项目的设计方案。最后就是设计的深化及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基本能够保证整体的局面得到很好的控制。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派驻专人到施工现场，但我们会事先和甲方沟通，确定什么事是我们管理范围之内，什么事是甲方的职责范围，如此一来，我们基本可以保证70%～80%实现我们的设计。
id+c:2003年，王麻子剪刀厂的改造让你获得了当年的中国公共建筑奖，去年，你又接手设计了751工厂的改造，你是如何看到当下如火如荼的旧建筑改造与再利用的？
王永刚：当初，许多艺术家选择旧厂房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旧厂房的空间另类、有趣；二是这些旧厂房大多处于闲置状态，因而租金低廉，我们刚进王麻子剪刀厂的时候，它的租金每平方米才几毛钱。旧建筑改造与再利用，对于延续城市的文脉，保留城市的记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现在如火如荼的旧建筑改造与再利用的项目大部分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而政府喜欢采用招投标的方式进行操作，这往往保护有限反而毁坏很多。在我看来，旧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还是应该让艺术家自发完成，改造是实时互动的过程，必须和现场施工的工人经常互动，才能够实现完整的空间出来。
id+c:你经常会和艺术家、哲学家、评论家讨论中国当下的设计问题，在你看来，中国当下设计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它？
王永刚：在我看来，中国当下设计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的话语权过于强势，速度又非常快，导致很多建筑缺乏文化追求。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没有多少文化追求的建筑，往往都以权威的名义而出现，这对普通的老百姓是致命的误导。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太难。首先，政府和企业脱离关系；其次，学术机构和企业也脱离关系。这样，基本可以杜绝以权威和学术的名义揽活，基本保证建筑的良性发展。